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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xiii         
致謝   xv         
前言   xvii         

第一部分：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大饑荒的比較
第一章  糧食供應緊缺時期農民的「貢獻」   3
第二章  保衞城市，為政權的生存而戰   45

第二部分：毛澤東時代中國饑餓問題的政治化
第三章  饑餓問題上的等級劃分和 農民與政府的關係（1949–1958）   61
第四章  為防止城市饑荒而讓農民挨餓（1959–1962）   97

第三部分：邊遠地區的饑荒
第五章  帝國的負擔：烏克蘭和西藏的「民族化」   135
第六章  「為解放西藏抓地鼠充饑」： 中國官方歷史記載中的饑荒   155
第七章  「種族滅絕」：西藏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反敘事   173

終章與結論
終章  經驗教訓：蘇聯和中國如何避免饑荒   207
結論  饑餓與社會主義   229      
    
索引   247

中文版序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我常常在想，我怎樣才能對這一研究做出貢獻。我喜歡選擇一些很多中國學者不願或不敢選擇的題目。2000至2002年間，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學習了兩年。在這段時間裏，我開始對大躍進和大饑荒問題產生了興趣。人民大學兩位講授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問題課程的老師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開始採訪人民大學幾位1958年被派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支援大躍進的退休教師，這些教師曾去過這個著名的「共產主義轉型」模範試點，並對此記憶猶新。但是直到後來與村裏的老農攀談，我才意識到，對這些農民來說，那場饑荒是他們一生中最為痛苦和深刻的記憶。他們倖存了下來，但他們直至今日沒有一天不想着要有足夠的糧食。與農村的情況不同，在城市，對毛澤東時代的記憶則主要來自知識分子和退休老幹部，其更多的是關於1957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而不是饑荒。1959至1961年，餓死的大部分是持農村戶口的人，而重點城市的人則受到了保護。

　　2004年我開始以河南農村對饑荒的記憶為題寫博士論文，當時中國和西方都很少有學者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我在饑荒時餓死近一百萬人的河南省信陽地區進行實地採訪，其中有一個村子所有的年輕人都逃難到青海，留下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很多都餓死了。採訪時，一些人說起那時的艱難和悲苦都忍不住落淚。那時我就想，口述史是記錄下這些聲音的最好辦法。與城市人和受過教育的人不同，農民的記憶和敘述較少受官方歷史觀的影響。他們從未提及「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左傾錯誤」。他們直言不諱地談及偷糧、逃難和虛報產量。地方幹部也不否認他們可以比一般老百姓多弄到一點糧食。2006年我以題為《摻石頭的麵：河南省對大躍進饑荒的官方記錄和農民記憶》的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這時我想，我再也不研究這個令人痛苦的題目了。

　　可是，當我閱讀了有關蘇聯1931至1933年斯大林時期饑荒的書籍和材料時，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很明顯，蘇聯和中國兩個國家的情況十分相似，都是農民與政府的關係處置不當、激進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和過於野心勃勃的工業發展計劃導致了饑荒。為甚麼中國共產黨沒有從蘇聯的經驗中吸取教訓，而是同樣將國家帶向了饑荒呢？是蘇聯計劃經濟式的體制和社會主義農業導致了災難嗎？為了對這類問題有更多的了解，我開始在宏觀的層面進行比較研究。2009年，斯蒂芬．維特克羅夫特（Stephen Wheatcroft）教授也有同樣的研究興趣，並且在墨爾本大學組織西方國家、中國、俄羅斯和烏克蘭學者就這兩國的饑荒舉辦研討會。即使早在那時，烏克蘭和俄羅斯學者之間的緊張局面就已經很明顯。烏克蘭官方對1931至1933年饑荒的說法是，這是斯大林組織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俄羅斯官方的說法是，這是蘇聯所有各民族經歷的一場災難，烏克蘭的饑荒不是有意組織的。在2009年時，沒有人會預見到烏克蘭2014年以後會發生起義和戰爭。這本書裏談到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如何建立了一種饑荒是種族滅絕的說法，以服務於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政治目的。這個例子說明人們如何書寫和記憶歷史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歷史學家不僅要努力發掘「到底發生了甚麼」，還要理解大眾記憶是如何形成的。

　　在這本書的中文版裏，我們糾正了原英文版中的一些錯誤。近十年來，大躍進饑荒問題成為中外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門議題。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書籍，如楊繼繩的《墓碑》。顯然這些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此書對蘇聯和中國的比較可以為饑荒研究提供一個有用的視角，而饑荒問題與中國讀者也密切相關。對於中文版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謝本書譯者項佳谷為此付出的艱辛。我還要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葉敏磊和楊彥妮編輯、中國人民大學辛逸、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華東師範大學徐進、科隆大學景文玉、朱美婷和維也納大學崔金珂對文稿提出的建議。